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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本财务省发表9月和上半年度(4～9月)的贸易统计，总体呈现出口下滑、贸易赤字增额动向。尤其是对华出口降幅吸引媒体眼球，被认为是“钓鱼岛国有化”引起“中日政冷”的结果，甚至日本媒体使用“政冻经冷”来描述中日关系恶化对经济关系的影响。“中日经济风险共振”令日本企业忧心忡忡。
尽管影响不小，但分析中日经济关系，不能只看眼前现象，还需看到世界经济基本背景及中长期趋势，特别是中日的产业贸易结构。
日本对中国出口减少始于2011年10月，并表现了持续大幅缩水趋势。如当月，日本对外总出口减少3.8%，对华出口则减少8.2%。2012年1～6月，日本总出口增加1.5%，对华出口却减少8.6%，4～9月总出口减少2%，对华出口则减少8.2%。从单月看，今年9月，日本总出口减少10.3%，对华出口减少14.1%。如此看来，日本对华出口大幅减少已形成近一年的趋势性特征，且降幅明显高于总体出口减幅。显然，日本对华出口下滑很难简单理解为“中日政冷”的结果。实际上，在日本对华出口减少的过程中，中日政治合作并无不畅，如去年底中日首脑会谈，达成金融货币合作框架，推动人民币与日元直接交易、承诺互买国债，推动中日韩FTA及“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这些合作，没有政治互信和政治引领是很难实现的。由此，用“政冷经冷”表述当前中日贸易低潮，并不能反映真实的贸易关系。
从日本与美欧等贸易关系上，不难看出，日本出口减少并不仅发生于中国。如2012年8月，日本对美出口增加10.3%，9月对美出口增速降至0.9%，恶化9.4个百分点;而8月对中国出口增速为-9.9%，9月降至-14.1%，恶化4.2个百分点，显然对美出口减速更明显。同期，日本对欧洲出口分别下降22.9%和21.1%，均大于对华出口降幅。对亚洲出口也分别减少6.7%和8.3%。可见，日本对外出口整体减少带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而从2011年日本地震后，日本企业对外投资扩大，产业加速外移，以及日元持续升值的角度看，日本出口减少又反映了日本产业和贸易结构的变化。如果说地震后日本出口减少曾被视为一时性的表现，那么欧债危机恶化引发全球市场萎缩，日元升值促进日本产业外移，则导致日本对外出口减少呈现结构性与趋势性双重特征。日本综合研究所认为，生产持续向海外转移，已经与地震、外交对立等天灾人祸没有关系，日本贸易收支的赤字化是迟早的事。事实上，2011年日本贸易已经表现了31年来的首次赤字。而这种赤字趋势并没有明显改变，相反出现了更加严峻的势头。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产业的结构性空洞化。
美国金融危机后，日本人口结构进一步恶化，劳动人口绝对减少，社会保障财源不足，企业负担加重。民主党执政体系不健全，大政方针忽左忽右，两大政党错位主导众参两院，国会政治偏瘫，财税改革难有突破，企业整体外逃。某些大企业经营者甚至声言“政府没有对策，我们只好另选国家”。在此背景下，地震海啸核泄漏与欧债危机一并袭来，民主党政府应对乏力，日元快速升值，加剧了企业外移。问题是，面对内外危机，民主党政府不但拿不出像样的对策，反而把眼光瞄准亚洲，提出抢占海外资源，控制海外市场的“亚洲内需化”战略。政府不仅加大对越南、缅甸等援助，试图独占基础设施建设，控制地缘政治要塞，还设立企业对外并购专项基金，推动企业收购海外资源能源权益、并购战略企业。这一政策导致日本产业空洞化加剧，国内投资不足，个人工资难升，物价和资产价格持续低迷，通货紧缩局面严峻。尤其是，面对美欧危机，新兴国家经济整体减速，国际资源能源价格滑坡，日本商社收购的资源权益收益下滑，过度投资，包括对中国汽车市场的过度投资，事实上潜藏新型不良债权风险。
而眼下，面对所谓的“中国风险”，日本政府和企业又搞“中国+1”战略，对东盟、印度等中国周边国家扩大投资，分散中国风险。这必将把自己逼入新的战略风险区。在中国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今天，日本企业的退出，意味着欧美韩企业的得利。市场份额的让出，意味着战略利益的丢失。只有放弃对立，维护相互依存，减少非市场风险，积极消除世界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才有“风险共振”转化为“利益共享”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