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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没有被全球贸易竞争所冲垮，而是持续分享“WTO红利”。“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新动力，贸易转型也到了关键时刻。
北京东长安街2号，中国商务部，外事大楼里有个宽阔的签字厅。
2011年元旦后，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这里接受《财经》记者采访，谈及十年来中国贸易变化和已开始的结构转型，他自信、沉稳而不失精明。
十年前，也是在这里，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达成协议。历时13年的马拉松谈判到达终点，中国跨越了来自发达国家最大的障碍。当年11月10日，在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被批准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没有被全球贸易竞争所冲垮，而是持续分享“WTO红利”，深度融入世界经济链条，成为出口居世界首位、进口居世界第二的贸易大国。十年来，WTO也深刻改变着中国，激烈的国内外竟争，推动各手中资源从低效益部门流向高收益部门，生产率曲线不断攀升，中国内部改革亦得以推进。WTO总干事拉米因此评价：“总的说来，中国的成绩是A+。”
不过在十年之后，有人认为“WTO红利”已释放殆尽，依赖低廉的土地、资源、人力价格的出口模式已难以为继。陈德铭对此极为关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再平衡压力陡增。贸易专家们预测，全球将告别贸易流量大幅增加的“黄金时期”，即使全球市场需求恢复，但“山也不是那座山，梁也不是那道梁”。
同时，一些新兴经济体成本低于中国，必然替代中国部分出口产品，中国贸易面临的转型挑战，在最繁荣时不期而至。
站在“十二五”开局之年，陈德铭认为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新动力，贸易转型也到了关键时刻。为此，前不久召开的全国商务工作会议提出：商务部将在内外两大需求中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在内外两种资源中集成新的发展优势；在内外两个市场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成立于2003年的商务部，并不是此前外经贸部加内贸部的简单翻牌，而是承载着协调内外经贸、推进产业整合的重要使命，经过七年磨合，已成为中国“大部制”改革的样板。作为主政者，陈德铭自2007年12月任部长以来，频繁地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间穿梭。
他是中央部委负责人出国频率最高者，是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出访陪同的常客，推动并见证了近几年来中国几乎所有国际贸易、投资大单的谈判或签约。同时他还保持着在江苏、陕西等地方工作时的习惯，乐于抽时间到各地了解流通渠道、市场供应等一手信息，将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和国际贸易谈判的纵横捭阖都装在心里，融合发酵。
展望中国加入WTO后的第二个十年，62岁的陈德铭说，他现在主要琢磨三件事：内外需平衡，进口与出口并重，“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
稳外需与扩内需并重
《财经》：你2007年底上任不久就碰上全球金融危机，那段时间，大家都说长安街上有一个部委，几乎每个晚上灯火通明，就是你们这个楼吧？
陈德铭：对。不过事后回想起来，碰到金融危机也许是一种幸运，人生又多了一次历练。
我记得2008年四季度我国出口开始急剧下降，到2009年1月出口掉了三成，不少外向型企业关门停产，沿海大概2000多万农民工回家了，我们那时整天琢磨如何使外贸不要掉得太厉害，贸易摩擦少一些，回乡农民工少一些。
这楼里晚上灯火通明，很多时候是为应对急剧增加的贸易摩擦。金融危机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2009年全球43%的摩擦是针对中国的。
应对一起贸易摩擦案件，光是文件就需要准备上百份，双边解决不了的，还要移交到多边国际贸易机构，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那就需要做更多的准备工作。
《财经》：2008年曾有外国专家预测，中国出口一旦掉下去，三五年内难以恢复元气，然而，2009年四季度，中国出口就逐步回升，这一V形反转是如何实现的？
陈德铭：为应对危机，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揽子计划，七次调整出口退税，增加信保额度，千方百计稳外需、保市场、保份额，从2009年四季度起，中国的出口就开始了你所说的V形反转。特别是我们加大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增加了回旋余地，对欧、美、日以外的市场出口比重由48.7%上升到54.3%。
2010年进出口总额接近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0%以上。与“十五”末期相比，中国出口由世界第三位跃居首位，占全球份额由7.3%上升至10%左右，进口由全球第三位升至第二位。一些西方国家常说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了，但我也常常提醒他们，不要忘了中国也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
《财经》：金融危机中，有分析认为中国外贸依存度过高，增加了外部风险，如何看待外经贸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陈德铭：国际上习惯把外贸与GDP的比值称做外贸依存度。在这种计算方法中，分母GDP是增加值，分子外贸额是交易值，经济内涵是不相对应的。所以不能简单地把外贸依存度等同于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度，更不能等于风险度。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外贸对中国经济的重要贡献不言而喻。30年来，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达到20%。
目前，外贸直接带动就业人数超过8000万，其中60%来自于农村转移劳动力；间接就业人口超过1亿。
这种重要性也体现在进口方面，我们通过引进先进的设备、技术、管理经验，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和管理水平，缓解了资源制约。比如进口农产品(17.18,0.48,2.87%)，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进口中国稀缺的耕地资源、水资源。
全世界有66亿人口，除我国还有53亿人口的大市场，其中四成多人口的人均GDP和购买力远超我国，一些新兴市场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广阔的国际市场仍然是我们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
金融危机使经济全球化进程遇到挫折，也对中国的经济运行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不会改变，世界各国都必须适应这一趋势，趋利避害，争取主动，而非回避退缩。金融危机之后，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各国都在积极调整，抓紧培育自己的新优势，我们也要有紧迫感，争取更加有利的位置。
我们面临的不是要不要继续扩大对外贸易的问题，而是如何推进结构调整，培育新优势，提升外贸发展质量，提高效益的问题。这也是“十二五”期间，中国外贸发展的主要任务。
搞活流通助力扩大消费
《财经》：有人主张，“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进入消费主导时代，要把扩大内需作为第二次改革的重要目标。前不久召开的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你花了很大篇幅来阐述如何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陈德铭：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是中央着眼于调整内外需结构、增强经济发展自主性做出的战略决策。2011年商务部将继续把扩大消费作为工作重点，并力争在“十二五”期间，构建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
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国家出台了家电汽车下乡、以旧换新等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几年下来效果十分显著，扩大了即期消费，也带动了产业发展。比如2010年，全国家电下乡产品累计销售7718万台，实现销售额173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倍和1.7倍。过去农村很多人没有用过电脑、洗衣机、电冰箱，现在也有能力购置了。
我们要进一步梳理、完善这些政策措施，并和鼓励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模式更好地结合。
扩大消费取决于多方面因素，首先需要不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商务部的职责就是在这些既定前提下，通过抓好流通环节为扩大消费作贡献。我们要加快完善城乡流通和服务体系，大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把服务消费作为扩大城市居民消费和结构升级的重要着力点。
此外，我们还要提升流通信息化水平、发展信用消费、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营造便利安全的消费环境，让广大群众方便消费、放心消费。
《财经》：物价问题最近再次变得比较突出，2011年如何保障市场供应平稳，避免物价大涨大跌？
陈德铭：我认为，在物价上涨压力较大、部分农产品供应偏紧的形势下，保障供应对稳定通胀预期、抑制投机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商务部系统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市场运行监测、储备商品投放、跨区调运和进出口调剂等工作切实做好。
商务部对全国市场运行监测样本企业近2.9万家，监测范围涵盖生活必需品、重要生产资料和重点流通企业；应急商品数据库重点联系企业超过1600家，涉及58个应急商品品种。我们将进一步提升市场监测预警水平，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引导社会预期。
商务部门正在修订《突发事件生活必需品应急管理暂行办法》，细化应急预案体系，建立应急商品调运机制，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我们也在考虑增加肉、糖等生活必需品储备规模，适当增加重要商品储备种类，择机扩大国内紧缺物资进口，充实中央储备。
商务部还准备继续加大“农超对接”的力度，既保障食品安全，也促进农民增收。通过订单农业的方式，使农民心中有数，超市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品牌，从产品、价格、包装等流程上控制质量，减少流通环节。这样农民收入可以提高，农产品零售价格却会降低。目前在全国大、中超市，“农超对接”比例只有15%左右，潜力还很大。
平衡贸易不能简单压出口
《财经》：你提到在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那么，应当怎样培育中国对外贸易的新优势？
陈德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依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较强的产业配套和加工制造能力，形成了外贸发展的传统竞争优势。但随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传统优势正逐步削弱。依赖低廉的“人口红利”、土地资源、价格支撑出口竞争力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要在巩固和发展传统优势的同时，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等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新优势：
一是要提高品牌意识，鼓励企业租品牌、买品牌、创品牌，支持企业获得国际认证。
二是继续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支持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促进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抢占未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三是继续开展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试点，加强加工贸易转移重点承接地建设，鼓励加工贸易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向海关监管区域集中、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延长贸易增值链条。
四是鼓励企业建立境外营销网络，探索建立境外营销促进中心，强化与当地销售网络对接，做好设计和售后服务工作。就是要鼓励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走，做好研发和营销，而不只是简单的代工生产。
同时也要注重推动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同步发展，稳定和拓展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出口，大力支持技术、文化、中医药和软件等重点领域以及信息服务、商贸流通和金融等新兴服务出口。
《财经》：全国商务工作会议提出，2011年中国将优化进口结构，扩大进口规模，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今年在进口方面会有哪些具体举措？
陈德铭：那种一味强调“出口换汇”的思路，确实已经不适合新形势的需要了。我想你也会注意到，这几年来，我们把进口放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来抓。
对中国来说，通过进口，可以弥补国内资源不足，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引入竞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将资本转化为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对世界来说，中国扩大进口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的推动力。我们现在是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目的地，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中国是许多国家最重要的市场。
我们将完善进口信贷、进口信用保险等促进政策，进一步简化进口管理措施，支持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
具体来说，要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推动企业技术改造。进一步拓宽粮、棉等大宗商品进口渠道，便利企业及时根据国内外市场变化组织进口，缓解国内供应压力。举办进口商品展览会，提升广交会等大型展会的进口促进功能。
同时，我们将继续推动发达国家放宽对我高技术出口管制，一些国家继续对中国实行延续冷战思维的严格出口管制，又指责中国顺差很大，在我们想买买不到，贸易被扭曲的情况下，讨论贸易平衡问题是不公平的。
中国贸易正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2009年贸易顺差下降了1000亿美元，减少了34%，2010年又进一步下降了6.4%。我们还将继续扩大对外投资、增加对外援助，几个方面一起努力，可以使中国的国际收支更趋平衡。
多边贸易体制并未失灵
《财经》：你刚才提到，最近几年贸易摩擦不断，似乎全球贸易环境恶化是不可避免的，多哈回合谈判遇阻就是明证？
陈德铭：金融危机中，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升温，贸易限制措施增多，确实扰乱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但是，大家也看到多边贸易体制对抑制贸易保护主义泛滥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所以，几次G20峰会都提出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首尔峰会也认为2011年是谈判的“机会之窗”。
目前，世贸组织正积极推动谈判进程，已开展了一系列密集谈判和磋商，谈判节奏有所加快，未来几个月对能否实现结束谈判的目标尤为重要。中国一向是多哈回合谈判的积极支持者，我们希望谈判在遵守授权、锁定成果的基础上，早日达成全面平衡的成果。
《财经》：一段时间以来，东亚等出口依赖度较强的经济体致力于加强区域或小范围内自由贸易与投资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否会阻碍经济和贸易全球化？双边交错的贸易协定，是否意味着全球贸易体系失灵和贸易链解体？
陈德铭：事实上，正是由于多哈回合谈判受阻，不少国家才纷纷商谈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
目前全世界有100多个自贸区协定在谈判。2010年以来，东盟与韩国、印度与欧盟、韩国与印度、韩国与欧盟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都取得了重大进展，自贸区已经成为各国开展地缘经济和政治博弈的战略平台，这对中国的贸易环境也将产生较大影响。
在多边谈判一时无法达成的情况下，双边贸易安排不会阻碍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也不意味着全球贸易体系失灵，而是对多边贸易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
我们正与五大洲27个国家和地区建设14个自贸区，已签署十个自贸协定。2010年我们与东盟的自贸区已全面建成。东盟有5亿多人口，我们有13亿，加起来接近19亿人口，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贸区。目前我国已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2010年我国对东盟出口1382亿美元，进口1546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0.1%和44.8%。
今年，我们将继续花大力气、下大决心，积极推进自贸区战略。做好“10+1”，做实“10+3”，积极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另外，中国和瑞士的自贸区谈判即将启动，我们也要争取启动和韩国的自贸区谈判。
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并举
《财经》：2010年以来，一些外商企业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越来越紧，外资在中国的历史使命是否已经完成，外商投资在中国的前景乐观吗？
陈德铭：近年来一直有外企担心：中国会不会像以往那样重视和欢迎外资，投资环境会不会趋于恶化？这是对中国投资政策有误解，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我们已经重申，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向外商投资企业敞开大门，一视同仁地对待在华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2010年上半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根据这一指导性文件，商务部在产业政策、区域引导及法律法规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2011年，我们将抓紧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绿色低碳、现代农业等领域，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和医疗、教育、旅游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国务院已决定逐步取消对外资开办医疗机构的股比限制，开展外商独资医疗机构试点，将合资合作医疗机构审批权限下放到省级主管部门。
对外商投资企业关注的一些问题，中国政府也以负责任的态度回应。比如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我国正深入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坚决查处一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大案要案。当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吸收外资率先走出危机阴影，到2010年11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月度数据已连续16个月正增长，全年吸收外资预计将突破千亿美元。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所做的调查也显示，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东道国之一。
《财经》：有一些国内学者提出，中国现在不缺资金，通过自主创新也不缺技术，没必要再像以前那样“高看”外资，你怎么看？
陈德铭：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2.6万亿美元，为什么还要继续吸引外资？答案在于引进外资不仅仅是因为“钱”，而是因为在一个包容的多元世界里，中国不仅需要外资带来的产品和市场，更需要学习国外的管理经验、先进技术以及文化理念。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入中国，我们更加快捷地参与了全球分工。
和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我们要更加重视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更加注重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人才、智力资源，进一步发挥外资的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实现吸引外资由主要依靠要素成本和政策优势，向主要依靠市场和软环境优势转变。
《财经》：中国自1994年成为净出口国家，从经济史上看，所有净出口国家都会成为资本输出大国。中国会否从全球的“产品生产者”向“资本输出者”转变？
陈德铭：我国正处于“走出去”加快发展的阶段。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只有28亿美元，2010年将达到500多亿美元，约等于去年中国吸收外资规模的一半。未来中国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将更平衡地发展。
要抓住历史机遇，从实现跨境投资和利用国际资源、掌握先进技术、建立境外营销网络良性循环的高度，搭建新的合作机制和合作平台，推动企业积极有序开展对外投资合作。
“走出去”的主体是企业，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的提高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不断地培养人才、构建网络、积累经验，企业既要有捕捉国际市场机遇的敏锐感，也要时刻保持冷静，提高海外投资的风险防范意识。
政府会加大对企业的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力度，增强对外投资政策与财政、货币、产业政策的相互配合，研究拓宽外汇储备有效运用以及人民币跨境流动的渠道和方式，支持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
我们还将深入推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培育对外投资合作中介服务机构，大力开展跨国经营管理人才培训，健全投资促进和保护机制，推动有关国家改善投资环境，维护境外企业、机构和人员的合法权益。
商务部在海外有200多个经商参赞机构，这些机构也将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好的服务，首先是各种信息服务，使企业减少盲目性、降低失败率。
《财经》：十年前就在这个签字厅，中国先后和美国、欧盟签署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协议，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你怎么评价这十年，对今后十年有何展望？
陈德铭：我记得中国刚加入世贸时，国内有很多声音担心“狼来了”，但十年过去，我们担心的问题没有发生。相反，这十年可以说是中国发展最好的时期。中国人特别勤奋自强，外在压力更能让我们激发出超强的竞争力，在“闭关”的情形下，不会激发出这种力量。
我希望通过总结十年来的成绩与不足，共同谋划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提出新的重大举措。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坚定不移的，我们要以十年前那样的勇气和决心，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真正做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财经]